二战结束后，莱茵河谷再次成为
德国政治的一个中心。
这是因为西德—1949年在
美国支持下成立的一个新的国家。国家初立，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首都。
很多人把眼光投向了法兰克福，虽然此时的法兰克福已经被盟军的飞机夷为平地。法兰克福以其莱茵河谷中心城市的地位以及德意志民主发源地的深厚历史底蕴再次获得了拥抱历史的机会。
但机会再次擦肩而过。这一次，是因为另一个人。他属于莱茵河畔另外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叫科隆，这个人就是西德战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
阿登纳选择了小城波恩。这有点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因为波恩历史上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除了出了一个贝多芬，他个城市几乎不再有其他的亮点。
有人说，阿登纳选择波恩，是不愿意离家乡太远。这也许是一个因素，但恐怕还不仅于此。以阿登纳的政治胸襟，似乎还不至于仅以此些小原因就作出关键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政治决定。何况，法兰克福离波恩也不过200公里之遥。
我更相信另外一种说法，它和信仰有关。据说阿登纳笃信天主教，德国北莱茵地区传统上属于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法兰克福虽然相距不远，但新教势力的影响则要强大得多。战后的西德百废待兴，急需一种精神来凝聚民心。正是出于这一理念和需要，阿登纳选择了离科隆只有20分钟车程的波恩。事实上，阿登纳选择波恩，就是选择了天主教作为国民的精神支柱。
正是这一选择，战后的德国以莱茵河为起点，开始了一段新的和平历程。
5
阿登纳应该是战后莱茵河畔诞生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了,
阿登纳本人也是纳粹的受害者。自1906年30岁担任科隆副市长到1945年二战结束，阿登纳曾多次被纳粹迫害和关押，并在波恩南部莱茵河畔小镇勒恩多夫长期隐居。
作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后来执行的一系列对外政策无疑和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但他性格特点的养成和天主教推崇的宽容与韧性精神的长期熏陶似乎也不无关系。阿登纳深知纳粹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清醒地认识到，为了使西德尽快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必须将历史的遗迹彻底清除。天主教徒的务实、宽容在这里发挥了作用。阿登纳坦然承认纳粹政权犯下的罪恶，并与
以色列签署了一系列赔偿协定。
不仅是宽容，还有韧性。阿登纳相信，为了维护
欧洲的持久和平，必须推动“世代相仇”的德法宿敌走向和解。今天的人们也许会想，如果没有阿登纳和戴高乐那一代欧洲政治家们超越历史恩怨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莱茵河是否还能迎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
阿登纳身处一个变幻无常的政治旋涡之中。但他在巨大的历史责任之外，显然一直在寻求一个和平宁静的生活状态，就像他(1纳抨统治时t明长期隐居勒恩多夫村那样。担任联邦总理后，他也不愿自己的生活完全被政治的喧嚣所淹没。每一天，他都要从波恩的绍姆堡宫总理府回到这里，在山坡旧居中和家人一道过着天伦之乐的生活。
走过勒恩多夫村口生机勃勃的葡萄园，穿过幽深的小巷，看果树满园，鲜花遍地，刺柏蓬勃，雕像静立，想像着一位巨人曾用轻柔的脚步一次次地踏过这段碎石小路，登上莱茵河畔的小山坡，在这幢依山望河的三层小屋里运筹着一个失落的大国的未来，你会感慨，莱茵河有幸，曾经给过一个历史巨人以灵感和勇气，也见证了一个大国从破败到重新崛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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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让我魂牵梦萦。
多少次，我沿着莱茵河畔，细细地寻找着历史的足迹。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莱茵河畔陪伴着这条欧洲大河度过800多个日日夜夜。
那是在法德边境，斯特拉斯堡和凯尔交界的地方，也是雨果第一次见到莱茵河并为之激动不已的地方。
雨果说，他喜欢大河，因为大河不仅承载着商品，也承载着思想。
雨果写到，罗纳河像猛虎，莱茵河像雄狮。在他的眼里，莱茵河汇集了天下所有大河的特点:罗纳河的流急，卢瓦河的宽广，马斯河的陡峭，塞纳河的曲折，索姆河的清绿，台伯河的沧桑，多瑙河的王气，尼罗河的神秘，还有
美洲大河的金光闪烁和亚洲大河的传奇迷人。
走过大河，穿越历史。信哉，斯言!壮哉。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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